除構建層次保護框架之外，由于我國地理標志包括不同注冊體系下的“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和集體商標”“原產地地理標志”“農產品地理標志”等多種形式，其與商標之間的權利沖突如何解決，也是地理標志保護制度構建的一大重點。下文擬結合地理標志與商標的權利特性進一步探討在權利沖突中采納共存原則的必要性，并提出完善共存原則的具體途徑。

(一)共存必要性

地理標志與商標的權利沖突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在先地理標志與在后商標之間的權利沖突，二是在先商標與在后地理標志之間的權利沖突。對于前者，通常適用權利在先原則保護在先地理標志，我國《商標法》第16 條第1 款第1 項即明確提出，在先地理標志可作為在先權利阻止在后商標的注冊以及使用。對于后者繼續適用權利在先原則卻值得商榷，因為地理標志多同農產品以及傳統產品有關，在產業發展中經過長期使用，存在一定市場影響，形成較穩定的市場格局，有學者稱其為是一個引起法律上權益產生的客觀事件[13]7，因此完全采用申請在先的原則對在后注冊地理標志的保護顯失公平。但如本著地理標志權強保護的宗旨，賦予其對抗在先商標權的絕對權利，也有失公平。因為帶有濃厚地域特征的地理標志有可能僅在一定地域具有影響力，其能否對抗全國范圍的注冊商標值得質疑。而協議一方面通過協定第24 條第5 款以地理標志權的例外方式，另一方面通過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相關案例，如歐共體與美國，歐共體與澳大利亞的商標和農產品與食品地理標志保護案，以 協議第17 條商標權的例外方式確認了在先商標與在后地理標志的共存可能性。《日內瓦文本》吸收了 協議的折中規定，在其第十三條中確立了地理標志的保護邊界——一方面對在先商標的商標權進行積極保護的態度，允許成員國基于善意申請或者注冊的在先商標駁回原產地名稱或地理標志的國際注冊；另一方面未完全否定作為商標權例外的在后地理標志權的存在，強調共存可以視為法律對商標賦予的權利規定的有限例外。

在我國機構改革背景下，復合保護制度趨于融合發展， 協議和《日內瓦文本》解決在先商標與在后地理標志沖突的共存模式能夠有效促進各機制下法律政策協調統一。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已有諸多案例承認兩者的合理共存，如在“金華火腿”案中，法院認定，即使原告擁有“金華火腿”注冊商標專用權，被告使用“金華火腿”原產地域專用標志，其行為也屬于正當使用，原、被告之間均應相互尊重對方的知識產權，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在“泰山綠茶及圖”地理標志商標申請駁回復審案中，法院也確認在茶類商品上在先注冊的“泰山綠”商標不構成“泰山綠茶及圖”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申請注冊的在先權利障礙。在立法層面，我國《商標法》在第16 條第1 款第2 項中提出“已經善意取得注冊的(商標)繼續有效”，這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兩種權利在特定條件下的共存。但是，由于此款是《商標法》中內容，能否作為沖突指引方案解決在先商標與《商標法》框架之外的地理標志的沖突，需進一步明確立法，完善共存模式。

(二)共存途徑

共存模式構建需注意完善兩個問題。

首先，共存模式下兩種權利必須合理劃界，避免混淆。WTO 爭端解決機構在相關地理標志保護案件中以 協定第17 條商標權利例外規定為基礎確認了在后地理標志與在先商標共存可能性，但指出商標所有人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得到保護是例外規定能夠得到適用的重要前提[14]146-150。《日內瓦文本》也明確提出，對地理標志的保護不得對在先的商標權有所限制⑦。標示商品來源是商標的重要功能，避免混淆，不僅是對商標權人的權利保障，也關系到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在后地理標志與在先商標的共存已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權利沖突中常用的在先權利解決原則，為維護在先商標權人以及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須以非混淆原則為準繩精準地劃定各知識產權之間的權利邊界，達到利益平衡。因此，地理標志與在先注冊商標即使共存，在其后續使用中也需要遵循商標法理論中禁止混淆的基本原理，避免出現消費者混淆的后果，尤其需綜合地理標志的聲譽、相關公眾的認知等因素，督促相關部門規范與監督地理標志在其注冊登記薄中按照其注冊進行使用，區分使用商標的商品與使用地理標志的商品。如果在后地理標志的使用存在在產品的真實身份方面誤導消費者的可能性，可參照我國《商標法》第59 條第3 款對先使用的未注冊商標的保護規定，要求其附加適當的標示以進行區別。

其次，共存模式適用的前提必須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和帝王條款，彰顯在相關立法之中[15]46，《商標法》第7 條中明確將此作為商標申請注冊和使用的一般原則，第16 條第1 款第2 項也明確規定只有善意取得的在先商標繼續有效。此內容同 協議中第24 條第5 款的規定大體一致，把善意取得作為在先商標與在后地理標志共存的前提。但第16 條第1 款僅是一個宣示性規定，其具體適用還需進一步細化，細化的方向有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需處理好在先商標善意取得的判斷依據。通常情況下，除非有相反的情況出現，在先商標的取得一般都會被認定是善意的，因此主要問題轉到對在先商標注冊和使用的惡意性判斷上。在共存情況下，對商標注冊或使用的惡意性判斷不能孤立進行，需要聯系相對地理標志的知名度、影響力、地域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這在判斷上有一定難度。與之相對比，針對域名與商標的沖突，無論是司法解釋還是專門爭端解決機構出臺的相關辦法，均對一系列惡意注冊和使用域名的行為進行了列舉。我國是否也可借鑒此模式，以指南方式列舉惡意注冊和使用地理標志的某些具體行為，提出確認惡意性的衡量方向與重點，利于實施參考。

二是需重新梳理非善意注冊的在先商標的處理依據。我國針對已注冊商標的無效宣告規定集中在《商標法》第44 條和第45 條，其中第44 條是基于絕對事由的無效宣告，第45 條是基于相對事由的無效宣告。其中，違反《商標法》第16 條第1 款規定的注冊商標被明確納入第45 條的無效宣告范疇，但在第44 條的絕對事由中，同樣也包括了“以欺騙手段或者其他不正當手段”的違反善意注冊行為。因此問題在于，在先商標與在后地理標志產生沖突情況下，如果在先商標是其注冊人非善意取得的，此商標的無效程序應該是依據明確涉及地理標志的第45 條處理，還是被第44 條規制?上述具體條文的明確適用將決定申請無效宣告的期限問題。因為第45 條與第44 條除了宣告事由、申請主體的差別外，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各自對于期限的要求:第45 條的無效宣告規定了5 年期間——如在先權人或利害關系人在商標注冊之日起5 年內不主張撤銷，則喪失了撤銷的權利，而第44 條的無效宣告申請不受5 年期限的限制。期限的不同是由無效宣告的事由差別決定的，第45 條主要涉及與在先權利有關的諸多相對事由，所以商標立法者考慮消費者利益保護、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權利人積極行使權力的促進等因素[16]31，在此條中規定了5 年期限。與之相對應，第44 條內容包括商標由于本身原因不能注冊的絕對事由，一般不涉及特定在先權人利益，而主要是針對損害了不特定私權主體的權益、破壞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的情況[17]104。應當看到，共存情況下的地理標志是與注冊商標相對應的在先權利，在此意義上對在先商標的處理適用第45 條涉及在先權利的無效宣告程序和期限確存一定依據，但是與其他知識產權相比，地理標志的形成與使用均與公共資源密不可分，帶有強烈的集體屬性，其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也比一般知識產權更為突出。商標所有人的惡意注冊影響的不僅僅是單個的地理標志使用者以及所有者的私有權利，而且是地理標志資源所在地域的集體資源，涉及公共利益，在先商標的無效宣告的處理情況是否應受44 條規制，確存商榷空間。不考慮兩條文宣告事由的差異，如果單看期限規定，即使是在第45 條中，對于惡意注冊馳名商標的，馳名商標權人也作為例外不受此5 年期限的限制。如果比較地理標志與馳名商標的公有屬性，不難得出地理標志權人在其地理標志被惡意注冊的情況下也不應受5 年期限限制的結論。